北京市县地名的由来

五大镇石：明清时，北京城出现了五大镇物，当时按道家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，在北京的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五个方位设置了五个镇物，用来震慑妖魔，以确保京城安全。东方属木，镇物是广渠门外神木厂的金丝楠木；西方属金，镇物是觉生寺（大钟寺）的大钟；南方属火，镇物是永定门的燕墩；北方属水，镇物是颐和园昆明湖边的铜牛；中央属土，镇物是景山，景山聚土为镇山。

八达岭：《长安客话》中的解释：“路从此分，四通八达。”八达岭是居庸关的外口，北往延庆、赤城、蒙古，西去张家口、怀来、宣化、大同，东到永宁、四海，南去昌平、北京等地区，可谓是交通四通八达，所以它是古代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和防卫前哨，素有“京北第一屏障”之称。

神路街：朝阳门外东岳庙前神路街名字来历非常简单，就是东岳大帝这位“神”巡游所走之“路”。明清两代，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东岳大帝诞辰，除了官民都去敬香赶庙会外，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东岳大帝出外巡游，明代的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记载“帝诞辰，都人陈鼓乐、旌帜，楼阁亭彩，导仁圣帝游。帝之游所经，妇女满楼，士商满坊，肆行者满路，骈观之。帝游聿归，导者取醉松林，晚乃归。”

和平门、复兴门、建国门：明清遗留的老北京城，本由平面呈“凸”字形的内、外两城所组成，开有“内九外七”共16座城门。除正阳门城楼、箭楼及德胜门箭楼尚存，其他城门均不复存在，只是保留了原城门的名称作为地名标志。但在这16个老城门之外，还多出和平门、复兴门、建国门这三个听起来也像是城门名称的地名混杂其间。这三处地方以前有过城门吗？明清时期，老北京城的城门不是简单的出入通道，而是设计周密的整套城防要塞。每座城门，均由城楼、箭楼及连接二者的瓮城所组成，瓮城之中，形成封闭的空间，敌军一旦闯入，即被“瓮中捉鳖”。和平门、复兴门、建国门都不曾具备上述设施，它们只是在清朝灭亡之后，为了交通方便，陆续在老城墙上开辟的通道而已。和平门开辟于1926年，其目的是沟通被内城南城墙阻隔的北新华街和南新华街。北新华街在清代曾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排水沟。1913年，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将这条排水沟改建为暗沟，在其地上兴建了一条北起西长安街，南抵内城南城墙的街道，命名为北新华街。朱启钤原拟将该处城墙打通，使北新华街与外城新建的南新华街连成一线，再接上中南海袁总统府西墙外新建的府右街，共同形成一条新增的沟通内外城的南北干道。但因正阳门外的富商担心此举会导致行人分流，影响正阳门外商业区的生意，遂行贿权要，游说当局，说是打通城墙会泄漏风水，不利于总统。迷信风水的袁世凯信以为真，阻止了打通城墙的计划。1926年4月，冯玉祥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出任北京警卫司令以后，下令将南北新华街阻隔处的城墙打通，开辟了两个门洞，分为上、下行通道，并安装了铁门，命名为和平门。1958年，为改善交通，将和平门门洞拆除，形成更为宽阔的城墙缺口。复兴门和建国门则是日寇侵占北京时，在内城东西城墙上扒开的两处缺口。看过北京地图就可知道，老北京城内城东面的朝阳门、东直门及西面的阜成门、西直门，位置都偏北，内城南部确实缺少横贯东西的干道。但在军阀混战的年代，谁也不敢轻易将城墙扒开口子。据北京市档案馆1999年第四期《北京档案史料》所载《日伪统治时期华北都市建设概况》记述，日寇于1939年起，就开始在北京西郊筹建用于商业和住宅的“西街市”，并在东郊筹建用于工业区的“东街市”。为沟通“两新街市区域与城内之交通，特就东西两面城垣各辟一新城门（东称‘启明’、西称‘长安’）……所辟新城门仅有缺口而未设门扇与门洞，因陋就简，迄未修饰，是其物力不济之象征”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按照当时流行的“复兴、建国”的政治口号，将日寇命名的“长安门”改为“复兴门”，“启明门”改为“建国门”。1946年11月何思源接任市长之后，曾“修建复兴门等城防工程共十三处”，在复兴门缺口处增建了一座10米宽的拱券门洞，并加装了铁门。1955年，为展宽道路，将复兴门的门洞拆除，拓宽了缺口。而建国门则从未建造门洞，一直是缺口状态。解放后，为改善交通，将老北京城墙扒开了多处缺口，即未建门洞，也未命名为“某某门”，只是依据附近地名，称作“十条豁口”、“北小街豁口”等名称。老北京人则称其为“城豁子”。再后来，老城墙被拆除，有豁口的地方，大都兴建了立交桥，昔日的“十条豁口”变成了“东四十条桥”，“北小街”豁口变成了“小街桥”。残留的少数“豁口”，已成为标注在公交线路站牌上的车站名称。“文革”期间造反派破“四旧”，将许多带有所谓“封、资、修”色彩的地名废除更改，如“王府井大街”改为“人民路”，“东交民巷”改为“反帝路”。但造反派们可能并不知道“复兴”、“建国”这样听起来无甚不妥的地名，却是当年由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命名的，因此未做更改。